散文《母爱加持的早餐》黎强

我家的早餐，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，从物质匮乏年代的聊以果腹到改革开放初期的渐次丰富，再到如今的讲究科学营养。别小看这早餐的变化，它折射出社会的进步、时代的发展和寻常百姓家的烟火气、幸福感。

小时候，家里经济捉襟见肘，父母亲少得可怜的薪水，咋能够满足一家人大大小小、里里外外的开支负担哟。于是乎，我家的早餐，基本上就是以红苕、玉米面、面粉加上季节蔬菜为主。我现在都清晰记得，老灶房的旮旯角有个大瓦钵，是用来发面的。母亲会在天不亮就早早起床，和面，揉面，蒸一大笼馒头，煮一锅没有油星的菜汤，就算是美味的早餐了。偶尔间，蒸馒头的食用碱没有掌握好计量，那出笼的馒头黄得偏黑，还带着浓浓的碱味儿。兄弟仨不管不顾，照例吃得津津有味的。

那年月，在我家的早餐桌上，出现频率最高的，当属红苕。一家人的粮食定量本来就不够，加之我仨兄弟正处在吃长饭的年龄，食量大增，凭粮本供应的粮食哪能填报娃儿的肚皮哟。母亲是一个贤惠持家的人，在市场上买回价格最便宜的红苕，堆在家里的墙角。母亲早上起床后，生好煤炭灶，架上大铁锅，在屋角撮一筲箕红苕，洗净，放在蒸笼里猛蒸。然后，在屋角红苕堆抓一个稍大点的红苕，洗净，切丝儿，加上泡海椒下锅煎炒，算是下饭菜。至于汤，就是红苕切片，下锅煮熟煮耙之后，放点食盐，起锅时撒一撮葱花，就算汤菜了。

长期吃这样的早餐伙食，仨兄弟早就吃得反胃了，不愿吃，不爱吃。父亲母亲看在眼里，疼在心里，但他们也没有改善家庭伙食质量的好办法，只好幽默着说，这是我们家的“红苕宴”，别人家还没得耶。缘于小时候红苕吃得过于多，以至于现在我都不大喜欢爱吃红苕及其制品。

更多时候的早餐，母亲则是把包谷面调和成羹状，加些食盐，用小勺子一勺一勺舀进大铁锅涨翻翻的沸水中，加少许青菜叶子，算是娃儿们的早餐了。或是，将和好的面粉浆，用漏勺舀进沸水中，待煮好后盛进大土碗，再加点白糖。煮熟的面浆团形似“鸡冠”，母亲则美其名曰，说，来吃“鸡冠子”喽，来吃“鸡冠子”喽！仨兄弟一听，小嘴瘪得老高——知道又是一土碗面粉疙瘩，充其量是甜的而已。

时间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，改革的春风吹进了城市乡村、千家万户，老百姓生活逐步有了起色，市场上可以买到猪肉、牛羊肉了，各类副食品也渐渐丰富起来，大多数生活物资不再受凭票供应的限制了。那时，我家已经从原来不足40平方米的租赁住房新迁到了单位的职工宿舍，面积大约60平方米，砖混结构，按月缴纳房租费不到2元钱，在母亲工资中扣除。相比之下，总比原来的逼仄平房强多啦。

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，家里的早餐质量也随之提高了，母亲的早晨有了新内容。从鲜肉包子到油条，从精面馒头到豆浆稀饭、荷包蛋，包括饺子、抄手，或酸辣小面、麻油小面，琳琅满目，丰富多彩，不一而足。每次早餐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，吃得舒坦，笑得舒坦，根本看不出有啥压力和负担。父亲母亲的脸上，再也没有过去那种“吃了上顿，担心下顿”的愁眉苦脸相。总是念叨着已经参加工作的仨兄弟，吃饱点，吃饱点，干活才有力气哈。母亲还要征求一家人的意见，明天早餐吃啥子？要不要来点肉丝面块或者酸菜面块？那语气，那神态，犹如“家中有矿”似的。

如今，人人都在圆自己的梦。城市变新了，变大了；物质文化生活变美了、变靓了。老百姓有吃有穿、有耍有玩，生活水准早已经超乎人们的想象。不过，耄耋之年的母亲仍然一如既往地关心着家里的早餐，开始研究起“吃好、吃饱、吃少”的问题。端上早餐桌的，皆是营养性占据主导的餐点。什么红糖汤圆哟，什么银耳汤哟，什么五谷杂粮哟，再辅之以鲜牛奶什么的，天天变着花样吃，还一个劲儿地念叨：“早上要吃好，早上要吃好。现在不差钱、不缺钱，早餐一顿管三餐，咱要吃就得吃它个既科学又营养”。

我家早餐有故事，从果腹到温饱到营养，伴随着时代的发展、进步，都有时代的印记，可以说是国家“从站起来到富起来，再到强起来”的微缩版例证。而母爱加持的早餐，在儿孙们心中，又别有一番滋味……

作者简介：黎强，中国音乐文学学会理事，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会员，重庆市音乐文学学会理事，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。现任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办公室高级经理。已在全国各类报刊网络发表散文、诗歌、随笔、歌词1500余首（篇），获奖无数。著有歌词集《爱在心底流淌》、《爱的音符生动点缀》。代表作《老家在中国》曾在中央电视台音乐频道播出，美国北美电视台播出之后在华人中引起广泛好评。近年来，相继创作出《美丽中国》、《中国，我的永远爱》、《我的名字叫七一》、《爷爷的履历表》等作品广为传唱。